【目的】旅游功能不仅是促进国家公园全民公益性目标实现的重要途径，也是实现生态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协同共进的关键环节之一。本文尝试从旅游在线视频的视角出发，探明国家公园生态系统文化服务认知对潜在游客旅游意愿的影响路径，为进一步实现国家公园生态系统的精细化管理提供理论与实证参考。【方法】以中国已正式建立的5个国家公园为案例，通过主流视频分享平台筛选了2015—2024年的国家公园旅游在线视频，系统提取其中视频画面与观众评论的典型互动时刻，进一步结合扎根理论方法探明潜在游客的国家公园生态系统文化服务认知，并在此基础上通过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对其旅游意愿进行评估。【结果】①旅游在线视频视角下的国家公园生态系统文化服务认知涉及感官美学体验、游憩娱乐体验、知识教育体验、地方感与文化认同、国家公园认同5个维度。②视频观众所呈现出的潜在旅游意愿主要包括5条作用路径，分别为感官沉浸驱动型、娱乐互动驱动型、教育认同驱动型、文化认同驱动型和生态责任驱动型。③观众所表达的潜在旅游意愿本质上是一种由认知建构与情感体验共同驱动的心理过程，通过互动参与触发观众对特定国家公园生态系统文化服务的认知与情感价值认同，最终形成旅游动机。【结论】旅游在线视频能够有效打破时空限制并延伸国家公园生态系统文化服务的惠益边界，潜在游客的旅游意愿遵循情感体验与认知建构的协同驱动机制。未来国家公园的新媒体传播应强化情感共鸣与价值认同的深度结合，以促进全民公益性目标的实现。

【目的】开展国家文化公园物质文化资源的精细化研究，可为公园规范化建设与资源保护开发提供有力支撑，同时为同类公园物质文化资源价值评估提供新的范例。【方法】以东昆仑山文化公园302处物质文化资源为研究对象，以1 km格网为研究单元，运用空间分析和价值评价方法，探究其空间分异格局，综合评估此区域的物质文化资源价值，并为东昆仑山文化公园的建设提供实践路径。【结果】①东昆仑山文化公园的物质文化资源整体呈“单核凝聚—外围离散”的层级化格局，热点区均集中于北麓的都兰县和兴海县等低海拔区域，次热点区构成“辐射依附”与“内生驱动”的双重特征；物质文化资源的集聚性突出，可概括为“一核多带”模式，分别在“兴海县—同德县”形成1个高密度核心区，在都兰县北部构成1个小型次核心。②研究区的资源开发条件均值为8.29×10^-4，总体水平处于较高值区；但资源价值（均值为0.31×10^-4）、资源属性（均值为0.67×10^-4）、自然环境条件（均值为12.47×10^-4）、社会经济条件（均值为20.43×10^-4）指标的总体水平均位于中值区。③研究区南北两麓的物质文化资源综合价值差异显著，呈现北麓相对高于南麓高寒区的空间分异格局，总体价值处于中值区水平。【结论】研究区外在的资源开发条件整体较好，但物质文化资源本体的内在价值（资源价值、资源属性）与外在支撑条件（自然环境条件、社会经济条件）均处于中等水平，且空间分异显著。依托此结果，建议构建“一核两翼五节点”遗产廊道体系，设立多元功能文化区，实施多元组合开发策略，并采取多维度措施推进物质文化资源保护与文化公园建设。

【目的】旗舰物种作为国家公园最具传播力的生态符号，是传递生态文明价值、塑造国家生态形象的重要媒介。本文旨在探讨国家公园旗舰物种宣传对国家生态形象认知及游客行为意愿的影响机制。【方法】本文基于涵化理论与认知-情感-意动理论，构建“传播接触-认知输入-情感响应-行为输出”模型，以大熊猫国家公园为研究案例地，将大熊猫作为旗舰物种宣传对象展开研究，并于2025年4—5月通过线上问卷收集数据，据此检验研究假设。【结果】①相比于没有旗舰物种的宣传，大熊猫国家公园对旗舰物种的宣传能够显著正向提升公众对国家生态形象的认知；②国家生态形象认知能够显著影响游客的行为意愿，情感联结在国家生态形象认知与游客行为意愿的中介作用明显；③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会削弱国家生态形象认知对旅游意愿的积极影响。【结论】国家公园对旗舰物种的宣传可显著提升公众对国家生态形象的认知，该认知能够直接提升公众前往国家公园旅游的意愿，也可通过情感联结的中介作用间接增强其旅游意愿。因此，部分国家公园可以打造核心旗舰物种并进行宣传，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强化个体的情感联结，在国家生态形象的推广上做到“动之以情”；同时，应着力培育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念，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奠定可持续的价值内核。

地质公园科普旅游在提升公众科学素养与生态保护意识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基于1999年1月—2024年11月国内外发表的386篇相关文献，系统梳理研究进展，构建核心框架，并提出未来研究方向。研究发现：①地质公园科普旅游研究历程可分为3个阶段：萌芽期（2010年及以前）、探索期（2011—2018年）与发展期（2019年及以后）；②研究内容聚焦资源与产品、解说体系、游客动机与感知、社区参与等方向，形成“供给—价值传递—需求—参与”核心要素链；③研究特征呈现出多维度、多量表、重效果和强体验的特点，但当前研究在理论构建、内容深化与方法创新方面仍存在诸多不足，有待进一步优化。基于核心要素链，本文进一步提出中国地质公园科普旅游的研究框架，形成地质公园科普旅游的本土研究范式，并深化对核心要素的探讨，总结未来研究方向，从而支撑地质公园科普旅游的高质量发展。

【目的】国家公园旅游发展会影响社区生计转型与生态保护成效，对地方发展和实现保护目标至关重要。因此，探究居民旅游利益感知如何有效传导为生态保护行为具有重要现实价值。【方法】本文基于2022—2023年湖北神农架国家公园半结构化访谈资料与542份居民调查问卷，采用定向文本分析与偏最小二乘结构方程模型（PLS-SEM），以社会交换理论为框架，检验旅游多维利益感知对社区居民生态保护行为的影响机制，并进一步探讨居民幸福感的中介效应与制度信任的调节效应及其群组差异。【结果】①社区居民的经济、社会与文化利益感知对其生态保护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环境利益感知受外部性与滞后性影响，对该路径的作用不显著。②居民幸福感是促成其生态保护行为的重要情感机制。③制度信任在文化利益感知与居民幸福感向生态保护行为转化的链条中发挥正向调节效应，但在信任水平较低的搬迁社区该调节效应明显减弱。④国家公园社区居民生态保护行为受多维旅游利益感知与情感机制共同驱动，且在不同社区类型间存在路径差异。【结论】本文拓展了社会交换理论在强公共治理情境中的适用性，并探讨了其作用边界。国家公园社区居民生态保护行为呈现“利益感知—幸福感—生态保护行为”的链式传导机制，其作用发挥取决于旅游发展与制度供给能否提供可兑现利益并降低交换不确定性。应以程序与分配公平促进制度信任生成，推动社区居民生态保护行为的持续性，并对不同社区类型实施差异化治理。

【目的】国家公园社会经济监测是研判国家公园保护与区域高质量发展互动关系的重要依据。中国国家公园发展时间较短，通过借鉴成熟国家的相关经验，可以为中国的国家公园社会经济监测体系化发展提供镜鉴。【方法】本文基于1979—2024年美国各类社会经济监测报告，结合文献研究与相关政策分析，梳理了美国国家公园社会经济监测体系发展脉络，并分析了主要监测项目在组织模式、监测内容和方法上的特点；在此基础上，总结美国国家公园建设经验及其对中国国家公园的启示。【结果】研究发现：①美国国家公园社会经济监测体系呈现持续性、全面性和规范性不断提升的趋势，并在全国尺度组织开展长期、系统、规范的国家公园社会经济监测。②在组织模式方面，美国国家公园社会经济监测强调多方参与和跨部门合作；监测内容涵盖公众意愿、访客消费及经济影响等，体现多尺度特征；在方法上实现了指标和分析方法的标准化与体系化，并通过监测数据的动态性与公开性增强数据应用效能。【结论】美国国家公园社会经济监测体系对中国有重要借鉴价值，但该体系在监测对象、监测方法、影响类型上也存在局限性。中国已初步构建国家公园社会经济评价指标体系，但与美国国家公园社会经济监测体系还有较大差距，应发挥中国的制度潜力和后发建设优势，优化平衡保护与利用目标，加强多方参与和区域协调，制定统一监测标准和指标，构建动态与长期的监测体系，以及提升数据公开性与公众参与。武夷山国家公园可作为代表性试点，为中国国家公园精细化管理提供支持。

【目的】在全国尺度下分析国家级自然保护地可达性及其影响因素，以期为平衡自然保护地的生态保护与开发利用提供依据。【方法】本文基于2021年3464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地（包括国家公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国家级自然公园3类）数据，结合出行O-D点智能查询系统（Travel O-D Point Intelligent Query System，TIQS）和地理探测器，对2846个县级行政区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地可达性差异、影响因素及其与人口分布的空间关系进行研究。【结果】①国家公园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可达性均呈现出“西北高、东南低”的格局，国家级自然公园呈现“东南高、西北低”的格局，3类保护地可达性形成了空间互补模式。②高程、地形起伏度和县域面积是影响国家公园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可达性的主导因子，保护地密度和高程则是影响国家级自然公园可达性的主导因子。③3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地面临的生态保护-人类利用矛盾与压力存在显著差异。【结论】不同类型国家级自然保护地可达性存在明显空间差异与互补关系，应结合人口分布、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等多方面因素制定差异化的保护开发策略。

本文旨在通过对绿色基础设施研究的演进脉络与知识谱系的梳理，赋能国家公园的研究。研究发现：①绿色基础设施是国际前沿研究领域，是一个由自然和半自然区域及其他环境特征组成的战略性规划网络，在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以及可持续发展方面具有日益凸显的作用，其发展经历了思想萌芽、概念提出、功能拓展、系统治理4个演进阶段。②绿色基础设施的实证研究主要聚焦于健康福祉、公共政策与气候适应三大议题，相关议题都与国家公园保护与发展的核心命题密切相关。③中国正在建设的国家公园已成为保障生态安全与社会发展的绿色基础设施。未来研究可从多元主体、空间尺度与服务配置3个层面，关注人类与旗舰物种、关键植被等非人类行动者之间生态系统服务分配的公平正义问题，并通过理顺多尺度协同的空间治理思路，推动绿色基础设施的理论与实践创新。总之，本文揭示了绿色基础设施与国家公园研究之间深层的理论关联性，有助于推动中国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以及培育具有包容性的国土空间规划理念，同时为全球生态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目的】社区居民亲环境意愿是国家公园生态环境治理的核心要素，在促进国家公园生态保护与社区发展协同中发挥重要作用。本文从组态视角探究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社区居民亲环境意愿的形成路径，为构建国家公园多元协同治理模式提供参考。【方法】以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社区居民为研究对象，基于计划行为理论构建“认知感受—情感因素—外部情境”的分析框架，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识别社区居民高、非高水平亲环境意愿的形成路径，并进一步分析了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高水平亲环境意愿的形成机制差异。此外，结合归纳式质性内容分析法对组态分析结果进行阐释。【结果】①敬畏情绪是影响社区居民高水平亲环境意愿的单变量必要条件，社区居民高水平亲环境意愿可以归纳为内源情感—认知驱动型、外源规范—规制驱动型两种组态类型。②社区居民非高水平亲环境意愿的组态路径表现为行为态度、主观规范、环境规制与敬畏情绪等条件的共同缺失。③在私人领域，高水平亲环境意愿的形成以敬畏情绪为基础性核心条件，并与行为态度、知觉行为控制或环境规制等多元条件协同驱动；在公共领域，高水平亲环境意愿的形成既需要行为态度与敬畏情绪提供内在动力，也需要知觉行为控制或环境规制赋能。【结论】国家公园社区居民亲环境意愿是认知、情感与外部情境多因素协同作用的结果，需遵循必要条件优先、异质性适配、公私领域分治、多因素协同等原则提升国家公园社区居民亲环境意愿，推动治理模式向情境化转型。

【目的】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探究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对区域新设企业的影响，对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协同具有重要意义。【方法】本文以武夷山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为研究对象，基于2000—2023年福建省武夷山国家公园内外各县域（县、县级市和地级市市辖区）新设企业的注册信息，综合运用事件研究法、双重差分、机器学习模型，揭示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对区域新设企业的影响以及作用机理。【结果】①武夷山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政策对县域新设企业数量具有正向影响。②异质性分析表明，体制试点对大型企业数量的影响大于中型、小型和微型企业；对私营企业的影响大于国有、港澳台投资和外资企业。③进一步分析发现，体制试点通过吸引“文化、体育和娱乐”“住宿和餐饮业”“批发和零售业”等行业新设企业，促进县域产业结构升级。【结论】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作为特殊的生态治理工具，通过环境规制与制度红利双重作用，优化了区域产业结构，促进了经济高质量发展。为此，各地政府在国家公园建设中应制定差异化政策，推动生态优势向可持续发展动能转化，进而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